经历了1934年的平静，1935年，中日关系又进入了多事之秋。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表示要更加劳苦、更加努力的进行剿匪工作。开幕式结束的时候汪精卫被刺客的手枪击中，枪声是对蒋介石、汪精卫一味对日妥协的严重警告。1935年10月，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武力华北自主案，日军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公开声称，必须对华北五省联合自制的团体工作予以指导。在日本人的威逼和利诱下，一些中华民族的败类开始蠢蠢欲动，最终上演了一场所谓华北自制运动的丑剧。1935年12月9日，一个寒冷的早晨，古都北京滴水成冰，震天的口号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一千多名北平大专院校学生按照事先的计划，分头前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新华门举行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活动，抗议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以及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张学良和杨虎城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窑洞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处理事变的方针。最后，中国中央明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里，交织着苦难与梦想的二重唱，一边是战火与灾难的吞噬，一边是寄托着希望和憧憬的重建。
